厦门网站建设:NEA2006年进入中国，到现在一共投资28个项目，12个已经退出，投出3.1亿美元，已经拿回4.9亿美元，年化投资回报率在20%左右。大部分是早期投资，主要集中在TMT和医疗健康两个行业。

　　新三板挂牌刚半年，网传就医160裁员，O2O企业药给力停服，春雨医生线下诊所建设受挫，丁香园CTO冯大辉离职。移动医疗创业正在经历困境。

　　虽然移动医疗遭遇各种问题，NEA全球合伙人蒋晓冬认为，不可否认的是，网络挂号预约正在改变人们的就诊习惯，远程医疗打破地域限制，让更多人享受大城市的医疗服务。不过对于一些互联网医疗创业者追求活跃用户，甚至补贴用户看病的做法，他表示不理解。

　　易凯资本创始人王冉在一篇文章中说，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，投资回报降低，人民币投资人正在退缩，美元基金或将迎来新一波收割中国市场的机会。

　　蒋晓冬认为，之后的中国市场投资，将更多依赖经验，国内经历过完整经济周期的投资人不超过1000人。蒋晓冬建议，不管是人民币还是美元基金，如果投不到最好的25%基金管理者，就不要投了，因为肯定会赔钱。

　　医疗供需严重失衡

　　新京报：为什么选择医疗领域作重点投资方向？

　　蒋晓冬：医疗这个领域有很多痛点，我说几个数据。中国有280万的医师，只有三分之一是医学院毕业的，其中真正经过临床训练的不到100万。中国每千人拥有的医生的数量是美国的四分之一，供需关系严重失衡。

　　中国人口占世界18%，但是发病率很高，50%的帕金森病人，39%的肺癌病人，27%的糖尿病病人在中国。供需失衡导致医疗服务矛盾尖锐，这是暴力伤医事件频发的根源。我们投资就是希望能缓解和改善这种现状。

　　新京报：这些问题，通过线下医疗改革改变不了吗？

　　蒋晓冬：改变起来非常慢，中国实际的情况是，6个医学院毕业的学生中，只有一个会做医生，其他5个人要么改行，要么去卖药。我没有碰到一个医生，希望他的孩子接班的。传统的培养人才的方法，在可见的未来，完全解决不了问题。

　　另外，医疗资源失衡导致基础医疗不发达，无论是肿瘤还是头疼脑热，都要跑到三甲医院，找主任医生看病。体制的问题，让本就供需失衡的现状变得更严重。

　　新京报：从目前的实践看，互联网医疗好像也并没有改变供需失衡的问题？

　　蒋晓冬：正在改变的过程中。移动互联网才只有不到10年的时间，移动医疗行业还处在发展的早期，创业者们正在用不同的方式探索。

　　我认为，中国移动互联网在改变医疗现状中起到的作用，要远大于美国。中国医疗框架问题很多，但整个医疗行业在快速变化中。美国相对成熟，但利益格局很固化，要撬动利益重新分配并不容易。

　　移动医疗补贴看病“特别奇怪”

　　新京报：近一段时间，医疗创业面临不少困境，网传就医160裁员，药给力O2O停止服务，春雨医生传出倒闭传闻，丁香园CTO冯大辉离职，移动医疗是否遇到了投资瓶颈？互联网如何与医疗结合？

　　蒋晓冬：创业者正在做各种探索，可能绝大多数都是不成功的，但是不代表这个行业就没有前途。互联网医疗要想做好，一定要跟现有的医疗形式深度结合。医疗是解决问题的，这是0和1的问题，不是用户体验的问题，体验再好，治不好病也没用。

　　现在很多医疗创业都说要提高用户活跃度，可是要活跃度干什么呢，我肚子疼，难道我要上午来一次，下午来一次，明天还要来吗？好的医疗创业，就应该没有活跃用户。

　　新京报：在“寻找中国创客”五月论坛上，熊晓鸽说，做医疗投资要做长期的投资，追求短期回报的基金，不适合投医疗，你认同吗？

　　蒋晓冬：VC本身是一个长期投资，就不是赚快钱的事情。当然在医疗领域，我们不做新药研发，不投医疗器械，专注医疗服务和互联网医疗，所以并不觉得周期比其他行业长。

　　新京报：有人说，医疗市场很大，但是利润很小,你认同这个判断吗？

　　蒋晓冬：过去7年，NEA中国投了9个医疗服务和互联网医疗项目，8000多万美元，通过三个项目的退出，已经拿回1.5倍的回报，1.2亿美元，年化收益率近50%。剩下的6个项目，保守估计也会有5倍的回报，投资回报一点也不低。

　　新京报：这个判断，从创业者的角度成立吗？

　　蒋晓冬：现在很多医疗创业者容易走进误区，天天亏钱，甚至补贴患者看病，我觉得特别奇怪，现在病人拎着一麻袋钱都找不到好医生，竟然还要补贴。我们投资的固生堂中医连锁，从A轮投资到现在还不到20个月，诊所的数量和收入增长了十倍，从不盈利到盈利。

　　新京报：是因为竞争者太多吗？

　　蒋晓冬：我认为这个行业还有太多的问题没人解决，而不是说已经处在竞争红海状态，逼得你亏钱、利润低。

　　同质化严重，投资过剩

　　新京报：数据显示，今年上半年，很多投资机构投资次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出现腰斩式或断崖式下跌，其中红杉中国从46下降到15起，IDG从67下降到29起。NEA中国的投资状态有没有发生变化？

　　蒋晓冬：没有变化，速度既没有加快也没有减慢。

　　新京报：是因为本来投的量就少吗？

　　蒋晓冬：是的，我们在中国一共两个人，每年就投5家左右企业。另一方面，我们要投的是供给严重不足的领域，这些领域的问题大家愿意去付费解决，这种企业一年可能会出现100个，我要做的是找到5个动心的、想投的项目。

　　如果哪天连这5个都找不到了，那我对这个行业的看法才会产生很大的变化，但今天的情况不是这样，所以我认为腰斩式、断崖式这些都是很戏剧化的描述。

　　新京报：什么方向的投资是供给严重过剩的？

　　蒋晓冬：有一些需求没想象中大，但千军万马都在做，同质化很严重。这种情况下，只有把别人拼死才能赢。但前两年很多人融到了不少钱，短期内又拼不死，这就很痛苦。

　　新京报：去年的投资很热，大量人民币基金进场，项目估值水涨船高，很多美元基金说受到挤压，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

　　蒋晓冬：我同意大家的观察，但这对我们的影响很小。我们做早期，很多早期项目是人民币基金不投的，甚至连美元基金都不想投，因为要承担更大的风险。

　　新京报：所以中晚期基金受到了更大的影响？

　　蒋晓冬：是的，这个压力还不是来自人民币基金，而是来自金融机构、保险公司、银行和A股上市公司。保险资金的成本是6%，而PE（私募股权投资）是20%，前者成本远低于后者，成本低就可以付更高的价格。A股上市公司的PE如果是100倍，就可以付30倍、40倍，但PE付不起，所以中晚期投资受到的影响远大于早期。

　　投不到最好的25%，就不要投

　　新京报：在投资趋冷的背景下，许多人民币基金正在收缩战线，“寻找中国创客”导师李开复也说过，现在有许多投资人在用头撞墙，后悔自己砸了那么多钱，你认同吗？

　　蒋晓冬：我同意这个判断，现在到了考验大家定力和眼光的时候，这不是简单的考验聪明才智，而是经验，再聪明的人也不可能在两三年时间内，走完成熟投资人十年走过的路。

　　新京报：对美元基金而言这会是一个好机会吗？

　　蒋晓冬：不管是美元基金，还是人民币基金，只是资金来源的区别，这个不重要。重要的是投资人的经验。有人说国内符合成熟投资人标准（从业10年以上、投出至少1亿美元、拿回来的钱超过投出的钱）的不超过100人，我觉得这个量级是正确的，绝没有1000人。不管是人民币还是美元基金，如果投不到最好的25%基金管理者，就不要投了。

　　新京报：为什么？

　　蒋晓冬：肯定会赔钱。

　　新京报：那依据什么判断这前25%呢？过往的投资案例吗？

　　蒋晓冬：过往的投资案例可以作为参考，但还要看基金以10年为周期的整体业绩，基金管理人的投资判断，以及市场的变化等。如果只看个别投资案例就可以的话，那就不会有人赔钱了。(厦门网站建设文章来自百度新闻)